我虽然没做过官，但可以换位猜测做官的滋味。闲时仔细揣摩，忙时留心观察，渐渐就有了浅见。我发现，社会转型期，做官难，做小官更难，做小官而嘴不把关，那是难乎其难。从近年愈演愈烈的官话雷人现象，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某些官话，犹如天雷，滚滚而来，经常把人雷得外焦里嫩。记忆犹新的，首选当然是郑州官员逯军高居去年雷人官话榜首的“替谁说话”怪论，最近还有重庆政协委员王小波建议生孩子前测试伦理道德水平，不达标不给准生证——其心理之阴暗、法律意识之欠缺，道德水平之低下，都可以容后猛议。但神似被打黑打昏了头，却貌似无可辩驳的事实。这让人忆念起一位同名作家。话说都叫王小波，人和人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不过以上并非我今日想谈的要点，在此想说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官话，与雷人雷得外焦里嫩不一样，初看不雷再看其实也蛮雷，用里焦外嫩形容庶几近之。大舅二舅都是他舅，外焦里焦全是一个焦，这碰巧有个例子：1月19日，深圳市龙岗区区长，在党委会上公开号召所有干部党员在本地消费，他说：“广百在深圳开的第一家商场就在我们龙岗，我去看过，很不错，我们的干部党员没有必要都跑到市里甚至香港去消费，希望大家都去广百看看。”（见本报今日深圳版报道）

当然，这话要描述一下背景才能够深刻领会。从报道可知。社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区长这是在响应区委书记的发言，将书记的指导思想具体化而迅速付诸实施发出的号召。换一个场合，可视为随口一说，但既然是党委会，自然不能随便，所以听到了就不放严肃对待。

区长的号召，相当朴素，想必他认为，在自己家门口消费，肥水就不留外人田了，算是紧扣社区经济发展的主题。还彰显了龙岗是我家，购物也选它的热爱乡土的情操，表面上娇嫩得十分可爱。然而换两个角度看，则可体味到这话内在的道理透着一股焦糊味。从第一角度看，虽然龙岗GDP和税收等也受益，但广百毕竟是企业，还是外来企业，不论货品价格，还真看不出与市里和香港的商家有何区别。况且，区长之言，也太像广百的托儿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区长的号召暴露了他经济知识和观念比较陈旧。国际上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经常受咱们政府外交和商务部门批评，不可能到了龙岗就变正确了。区委书记刚讲过社区经济要发展，要看长远利益。自由贸易，走出去，请进来就是眼光长远的做派，这一点恐怕没异议吧。

至于在那里消费，纯属私人的事，领导本不该干涉诱导——当然龙岗干部乐意我也没意见。我不表赞同的是，现在提倡更新观念，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官员们依旧满口生意经，仍停留公司型政府阶段。当然，看到许多商人成功后，也开始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就会觉得未来还是挺让人乐观的，对外焦里嫩和里焦外嫩都能忍上一忍。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含义，高雅地说，是世事兴衰有律，低俗一点，就是风水轮转、报应啊报应。面对主宰一切的玉皇大帝，孙悟空慨然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觉得也是一个意思。

如此带情绪的开篇，全怪越来越高的房价。身为无房一族，我本来已经彻底无语，收起安居愿望，不欲再想起这种伤心事，只图个耳根清净。但显然这个微薄的愿望也就是捂着鼻子哄眼睛而已，根本无法实现。比如，下面这个论调，就激起了我再调侃几句的欲望，借以表达自己不愿意露宿街头的赤诚之心。16日，在广州羊城学堂“房价与家庭置业计划”的主题演讲中，广东省房协会长蔡穗声称，楼市是一个政策市。30年内房价都是向上走的趋势。因此，蔡会长劝慰想结婚却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暂时别买，先租房住，以免沦为房奴。

如果不带情绪，我不能说蔡会长的话全不靠谱。就目前楼市的租售价格比而言，确实租比买合算。据说很多地方一套房通过出租收回成本要40年以上，作为投资未必明智。但吊诡的是，现实还有另一面。只要房价不停地上涨且能卖出去，就不愁不赚。不过，常识让我更相信，楼价轮番上涨，太像击鼓传花游戏，鼓点声中，楼价节节高升，最终必然偏离市场规律，成为所谓的市场泡沫。那么，鼓点骤然停止，泡沫破灭，此刻房子就是亏本之花，落入谁手，谁就是比房奴还惨的倒霉鬼。

蔡会长“楼市是个政策市，不能只研究供求关系”这一主张也挺着调。似乎也是支持他楼价还要涨30年预言的理由。我只疑心，其中是不是有点政治不正确？既然是政策市，房价就掌握在政府手中，考虑到目前政策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楼价依然快速攀升。蔡会长究竟是想说政策失灵了，还是在暗示政策不好，存心让中低收入阶层买不起房？换句话说，既然是政策市，只要政府乐意，出台一个政策，楼价就理当应声而落，就能惠及多数人，房奴解放指日可待，居者有其屋的理想能迅即实现。

既然楼价依然往云霄方向发展，中低收入群体安居还遥遥无期，那么显然是有什么地方出了意外。我以为对此就是天纵英才想破脑袋，也无外乎和经济增长模式能否持续下去有关联。故而蔡会长“30年内房价都是向上走趋势”的预言很滑头而且相当雷人，当然，考虑到他的身份，有托市的意识，一心为发展商代言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通货膨胀，钞票贬值，楼价字面上涨而实际是降了或者有价无市也是可能的。再想一想据说20年过去了，日本如今的楼价，仍然没有恢复到泡沫破灭前的水平。再加上笃信人不是神，无法预言未来，预言多是装神弄鬼妖言惑众，蔡会长的话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可以情绪化地将其视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掐头去尾的楼市版。

我生在文革前，虽然年幼，对十年浩劫时期的文艺倒也略知一二：凡英雄人物，必定高、大、全，完美无瑕赛神仙。记忆尤其深刻的是对英雄们面貌的描写，几乎个个黑里透红，这是那年月的时尚，是一种立场坚定的健康本色，当时盛行阶级斗争，似乎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正确到无懈可击。

如果把城市拟人化，那么，现在黑里透红的，当数重庆。从唱红歌惊艳亮相，继之用传播红段子铺垫，再推向打黑，在电闪雷鸣中达到高潮——好一场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举世瞩目，五洲震荡，让人振聋发聩继而瞠目结舌。其所聚焦的效果十分鲜明，所激起的回响格外高亢，所带来的欢呼不绝于耳，环视域内，天下城市无出其右者。

贯穿山城上下，横扫巴渝全境的重庆打黑风暴，震慑了贪腐黑恶势力，大慰民意、大快民心。但是，在欢欣鼓舞之余，其实也不乏疑虑，特别是经历过早年多次疾风骤雨式运动洗礼的人，难免心有余悸。不过，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顾虑或许可以得到舒缓。最新报道称，重庆打黑，走群众路线，毕竟还是前进在法治的轨道之上。10月12日，重庆涉黑案系列案开庭重审就是证明。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当日受审的9名涉黑嫌疑人集体翻供。这并非坏事，而是体现了法律是捍卫个人权利的最有力的工具。进一步看，多年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种大规模的打黑活动，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不过一落实在法制上，马上就回到现实了。得承认时代在进步，经由斗转星移，早已今非昔比，历史不会重演，正如时间之不可逆。

统观时下的明星城市重庆，打黑虽然抢眼，但那只是重庆出类拔萃的一端，只是双管齐下之一管。历时已久唱红，同样是其中的重点。媒体报道说，长假最后一日，重庆市四大班子领导干部联欢，唱红歌是晚会的主题，虽然大多数的红歌是老歌，只有年过半百的干部会唱，现场气氛仍然热烈而昂扬。报道还说，干部唱红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歌咏会间歇，市委书记向各区县一把手赠送了焦裕禄、王进喜的铜像。前者是县委书记，后者是石油工人，两位都因为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事迹感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先进性模范，现在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已经不多。

重庆县区干部从打黑唱红中得到的鞭策和激励，令人赞叹。巴南区区委书记李科记者说：“送焦裕禄、王进喜铜像寓意深刻。”他还在全区干部当中继续全力倡导“5+2”、“白+黑”精神，全力打造300余平方公里的环樵坪经济区，使之成为重庆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所谓“5+2”、“白+黑”，指的是每周工作七天，白天干了，晚上还加班。李书记否认这是作秀，认为这是巴南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倡导的工作方式”，可算作是“榜样力量是无穷的”这一说法的鲜活例证。

时代粥煲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时节。10月6日，英籍华裔科学家高锟，因早年在通过光纤传输信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成为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获奖者之一。一如既往，这个好消息让一些人焦虑，再度激起了中国人距离诺贝尔奖有多远的讨论。这本是老生常谈，但今年的背景有所不同。诺奖前面咱们有一个全球瞩目的阅兵式，大国形象俨然，而诺贝尔奖颁奖之际，正是全国长假的尾声。在这本该逍遥赛神仙的休闲时光，依然有如许仁人志士对诺奖保持关注，确实很有牺牲精神。如果记得“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这句劝世顺口溜，那么，诺贝尔奖与中国这个话题，就更有意思了。

在我看来，由于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的作用，诺贝尔奖不但是部分国人的心结，还是一副“名缰利锁”。当然，这缰绳贯串着闪闪发光的珍珠，这锁头由百万美元打造，本质上是好东西。我也巴望不得它像奥运某些项目的金牌，虽然不归我自己，倘若尽入国人囊中，我也可以与有荣焉。只是现实太过冷酷，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不但只是个位数，而且几乎全部是异国国籍。所以，在这里，我只好暂且将分享光荣的念头放一放，反观一下让我感到奇怪的一些现象。以下就是一例，每逢华裔科学家获得诺奖，总有人站出来以此作为证据，声称“中华民族不比任何其他民族逊色”，然后才展开一通中国人与诺贝尔奖距离远近的宏论。

究竟是谁还在说一个民族比其他民族逊色？这让我相当纳闷，很想找出这种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话语出自哪位仁兄，随手奉上一记棒喝。我还疑惑的是，这些人怎么总是保有这样一种有被虐之嫌的负面心态，老是为自己的言说设置一个虚假的前提？殊不知在虚假的前提之下，诸多论调都可能是无本之木，无基之塔么？我的意思是，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以现有公认的普世价值观衡量，这样的宣称非但在政治上十分不正确，而且在心理上也显得很自卑、阴暗和虚荣，十分让人瞧不起。当然我也知道，有朝一日，即使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种论调也未必绝迹。到时候，获奖人数的巨大差距又成了同类问题，似乎也要有人不断地鼓与呼，才可能渐渐填平……但我想说的是，与其老在人种、国籍、获奖人数上使劲，不如把精力放在关注所有获奖科学家的成果上来的实在，比如这些科技成果是什么，如何获得的，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取得，诸如此类。

时移世易，事实证明，随着小康渐成，中国人的诺奖情结也与时俱进，疙瘩越来越大，更加纠结，也更实沉。我觉得可以将这一过程作如下概括：从早年陶醉在华裔科学家获奖的喜悦之中，到眼下遭不断算计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奖的焦虑困扰。近日，在香港大学为高锟教授的庆功会上，杨振宁再次肯定地说“我觉得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与此同时，也有媒体发表学者的类似看法，上海交大某物理教授就认为，华裔科学家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问鼎诺奖，透着一个信号——中国人离诺奖越来越近了，“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

这两种说法，我不以为然。首先，杨振宁教授的话有技巧但并不严谨，“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并不等于诺贝尔奖，而且据说半世纪前，本土科学家曾人工合成胰岛素，达到了这个级别。其次，既然杨教授2004年以来，已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应该随时修正时间，比如这次该递减为15年内“有望获奖”才对。至于第二种说法，说实话，哪怕有人咬定阿富汗与诺奖之间，也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其实也无法反驳。而华裔科学家获奖与中国人离诺奖越来越近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信号效应，是否如此紧密和确切，也大可质疑。也就是说，这些说法很不靠谱，顶多是一针安慰剂，仅从杨教授5年来一直将时间锁定在20年上，也看得出他并不当真。杨教授是最早获得诺奖的华裔科学家之一，另外一位也是物理学教授，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非我能置喙，但如此这般掐算未来，谁不会呢？我也胜任，还颠扑不破：中国人与诺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华商报